与其说卡夫卡是一个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对自己进行严厉自审的实践者。他把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悲剧写下来，正视它，通过艺术来激发超越荒诞与悲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曾给予我们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生活在奥匈帝国时代的作家，被世人公认的“头衔”仅仅是著名的小说家而已。然而，越来越多的西方作家和文艺评论家在竞相探索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他的创作思想奥秘的同时，更乐意把他当做哲学家来对待。他被人们誉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这位身材瘦小的男人用他独有的方式思考人生、写作人生，他在黑暗中探索，渴望找到一条“生”路，然而最终还是失败了，但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笼罩着神秘面纱的人生和那３５０多万字的作品，还有给世人的警示：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卡夫卡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卡夫卡“用生命写作”，他牺牲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甚至健康、婚姻直至“一个男人所拥有的生之欢乐”，不倦地记叙着，表达着自己的洞见和感受，他像一位圣人把世间一切卑劣洞穿。他关心人，渴望能够获得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机会，他把他的整个写作生命都托付于描写人的本质这个孤立的主题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作家，却以他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对现实的剖析，以及他那独特的写作手法将现实的荒诞、非理性和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的原罪感揭露得一丝不挂，他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去寻找出路，他好像那为人类偷取上帝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为自由和真理甘受一切不公正的待遇。他把创作视为生命存在的形式和体验的过程，不带任何的私心。他被认为是一个“十足虔诚的宗教徒”，而这只不过是他忠于“生活自己的信仰”，他要求自己作出最后的努力，然而人生走到尽头，仍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他，在如何处理他的生前留下的作品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条件：“毁掉一切”。短短的四个字后，这个时代的“圣徒”带着他那奇怪的遗嘱凄切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马克斯·布罗德

　　人们经常可以碰到单独一人的卡夫卡，在布拉格的马路上，在花园草地上。假如有人陪伴他，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奋。他愿意避免谈及自己，在别人讲话时，他则全神贯注。即使在疾病开始折磨他时，他仍然保持着微笑的面容。他的面部表情中有一种古埃及谜一样的东西。

　　——鲁道夫·福克斯

　　卡夫卡懂得从一切事物中提炼其闪光的一面。就像是人们走到了阳光照耀的海边，海面上颤抖着成千上万发亮的小浪花——由于刺眼，人们不得不闭上眼睛，以寻找较弱的光线。

　　——朵拉·格利特

　　弗朗茨·卡夫卡１８８３年７月３日生于布拉格，是赫尔曼和尤丽叶·卡夫卡的儿子，他一辈子都处于强大的、外表也强壮非凡（高个子、宽肩膀）的父亲的阴影笼罩下。弗朗茨的父亲劳碌了一生，商业上不无成就，然而也充满忧愁和疾病，留下了一个子孙满堂的家庭，他怀着作为家长的骄傲，为此欣喜。他完全靠自己的劳动，干练地、谨慎地、以牺牲和奋斗建立了这个财丁两旺的家庭，这个家庭丰裕的生活在弗朗茨的想像力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就这个意义而言，他对父亲的崇敬是无限的，这种崇敬蒙上了英雄的色彩。不过他的父亲性情古怪暴躁，对孩子动辄打骂，“专横有如暴君”。在卡夫卡的记忆中，在一个寒冬的深夜，父亲由于卡夫卡的一个小错误而把他从床上拉起来，罚他穿着睡衣到户外过夜。

　　卡夫卡曾这样评价他的父亲：“听着父亲无休止地挖苦同代人的、尤其是他的孩子们的幸福处境，同时述说他年轻时必须经历的千辛万苦，很不以为然。无人否认，由于他长年累月衣衫单薄，腿上一直负着好不了的伤口；他经常挨饿，１０岁时就推着小车走村串户，早出晚归，冬天也不停歇。然而他不愿理解，这些千真万确的事实和我没有吃过所有这些苦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却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些结论：我过得比他幸福，而他可以因腿上的伤口抬高自己；他可以从一开始就估计并断定，我不会赞赏他当时的辛劳困苦，正由于我没有体尝过同样的艰苦滋味，我就必须对他感恩不尽。我何尝不想倾听他没完没了地讲他的青春和双亲，但是他以一种夸耀和争吵的语气来叙述这些，可真是活受罪。他动不动就双掌一拍，‘哼，今天谁知道这个！孩子们知道什么！他们谁也没有经受过！今天有哪个孩子懂这些呢？’……”

　　卡夫卡在１９１９年《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到：“最亲爱的父亲，您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您。同往常一样，我对您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您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一个３６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着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给他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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