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中的雨果从未停止过战斗。来到布鲁塞尔的第二天，雨果就开始动笔。一种神圣的怒火在胸膛燃烧，越烧越旺。他写了一本抨击性的小册子《小拿破仑》，以泄心头之愤。这本书是一本扣人心弦的即兴之作。雨果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书中充满了西塞罗的激情，朱文纳尔的讽刺，嬉笑怒骂，感情激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认为这是理智对暴力颇有情感的回敬。墨水瓶反对大炮，墨水瓶一定会摧毁大炮。”此后他又发表了辛辣讽刺拿破仑三世背信弃义的《惩罚集》，这两本书将路易·波拿巴考问得体无完肤，焦头烂额。

　　在法国人心目中，流亡的不幸使雨果变得更加伟大。儒勒·雅南在给雨果的信中说：“您是我们的领袖，您是我们的上帝；您就是生命之神，惟一的不足是您远离我们。”雨果也曾自豪地说：“不是我被摒弃，是自由被摒弃，不是我流亡在外，是法兰西。”因此，当法兰西第三帝国故作姿态，对一些流亡者实行赦免，不少流亡者纷纷归附时，雨果表示了自己的坚定不移：“哪怕是没有尽期，我将忍受这艰苦的放逐，我不想知道，也不考虑，原以为坚定的人，是否已经屈服，许多不应该走的人，是否也要离去。如果只剩下一千人，那千人之中有我！如果只剩下一百人，我还要斗争下去；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第十个；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一个！”

　　１８６１年夏，流放中的雨果终于为其写了２１年的一部长篇小说画上了句号，这部巨作正是《悲惨世界》。这本书引起了法国政坛的争议，并说这本书是“当代最危险的书”。１８６５年，他又完成了《海上劳工》，而这本书没有引起党派之争。在这里，只有人与自然界的暴力做斗争。正如雨果所说：“我旨在歌颂劳动、意志、忠诚以及一切使人变得伟大的东西。”

　　当岛上的水手读到这本书，他们给雨果寄来长长的信，表示敬意。雨果在回信中说：

　　“我向你们致意。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什么人。我也是水手，我在和深渊搏斗；我正在经受着北风的猛烈的袭击。我的身上淌着水，我的牙齿在打颤；但我仍在微笑。我有时像你们一样唱着忧郁的歌……我在反抗，我在抵抗专制主义，就像你们抵抗风暴一样。”

　　１８７０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三世被俘垮台，雨果回到了法国，他向他阔别了１９年之久的人民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同胞们，我说过，共和国归来之日，我自归来。我回来了。两件大事在召唤我。第一件，共和国。第二件，危难。我到这里来尽我的职责。我的职责是什么呢？和你们一样，和大家一样，捍卫巴黎，守住巴黎。拯救巴黎，这不仅是拯救法兰西，而且是拯救欧洲。”雨果也立即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发表演说，探望伤员，捐款购买大炮。

　　在此期间，还有一些义演等活动使用了雨果的剧本及其他的著作。雨果特地为此发表声明，请人们不必再费心征求他的同意，“我的书就像我一样，我们属于法兰西。愿意怎样使用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都可以。”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雨果像法兰西真正的儿子那样，始终保持乐观情绪，他说：“我虽然饥寒交迫，但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是和人民在一起经受苦难。”

　　１８７４年，他写作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小说宣扬了“在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的观点，这在当时巴黎公社起义被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们面临死亡威胁的形势下，具有进步的意义。

　　１８８１年８月３１日，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将要离开人世。他拟定了自己的正式遗嘱，并不断强调：“我把五万法郎赠给穷人。我希望用穷人柩车把我送进公墓……”

　　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２日，雨果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法国为其举行了国葬，鸣礼炮２１响，仪仗队由１２名法国青年诗人组成，两百万人群跟随在柩车的后面。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如此描述说：“一个国家把以往只保留给帝王与统帅的荣誉，给予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怀 念 雨 果

　　徜徉在书斋里是一件幸事，至少知道有文学评论家说荷马能代表希腊文学，但丁能代表意大利，莎士比亚能代表英国，歌德能代表德国，泰戈尔能代表印度，雨果则能代表法国……走过那个自称是“世纪的儿子”的老人——雨果，并不是他能代表法国的文学，真正原因是老人那色彩斑斓的精神世界和对思想的追求，对信仰的执著，对天主的爱情的讴歌，对丑恶的鞭笞，对自然的礼赞，对人生的探索，对哲理的深思。

　　老人的理想追求，像天宇里运行的恒星。在他的一生里，无时不是在理想的催促下裂变得贴近时代，贴近劳苦大众。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人类文明进步与历史。老人虽出身名门贵族，但最终还是从一个保皇党文化人逐步走向了革命民主主义再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但这不影响他拥有一以贯之的信念，那就是绝对的人道主义。雨果之所以敢于赋予人道主义至尊地位，在于他有着天主教思想资源的支持。雨果在他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的序言中概括自己的创作时说：“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三大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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