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这个从不曾向虚伪的理想主义低头的人，用一生的时间“捍卫着地球上的伟大精神”。他对光荣的梦想和渴望，对英雄的仰慕与追怀，向我们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一个人期许伟大并努力捍卫地球上的伟大精神，那么从圣路易十字军到我们自身，虽相隔天涯亦近在咫尺。

　　罗曼·罗兰生活在一个阴暗的时代，此时法国的先驱维克多·雨果已经逝世，写作了《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的福楼拜也已谢世，邻国泰斗弗里德里希·尼采失去了他的光芒，而左拉和莫泊桑所描绘的世界又是那样的晦涩和阴暗。在这样的一个娇弱、变幻的时代里，罗曼·罗兰缠身于他的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和宗教事件中。他真诚地相信艺术应该描绘真实的情感，传达出使人变得高贵的道德感。他无间断地呼吁自由和人类精神的尊严，支持被压迫者。

　　罗曼·罗兰的毕生成就，完全得益于他广博的知识，得益于他长年累月孤军奋战。他的著作经过与各种思潮的激烈争辩，深深地打上人道主义的烙印。正因为罗曼·罗兰的思想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活力，他才能在席卷整个欧洲的世界大战风暴中不为所动。不知有多少座曾经被奉若神明的偶像被战争摧毁，支离破碎，甚至被夷为平地，然而罗曼·罗兰以其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树起的精神丰碑，经受了枪林弹雨的洗礼，在唇枪舌剑中升华，傲然屹立在世人面前。罗曼·罗兰的思想也已成为世人强大的精神源泉，在这个躁动不安的世界上，所有追求灵魂自由的人，都会在他这儿寻求到慰藉。

　　他的著作经过高温熔炉的反复冶炼，盈溢着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以及对人类无限深情的眷爱。他恰像一具精致的小提琴，既能演奏出无限温柔与和谐嫩口天婴般的妙唱，也能加入到庞大乐队中合奏出汪洋大海汹涌澎湃的洪音，他的思想在席卷欧洲的战争风暴中巍然不动。

　　他的目标不是成功，而是忠于信仰。

　一直以来，罗兰就想缔造一个团结的欧洲，自从这生平夙愿面临毁灭之灾时，他便从蛰居中走了出来，成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伴着理想，伴着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斗争，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作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艺术家，他不只属于他一个人。他在欧洲极痛苦的时候发出了伟大的声音，他成了世界的良心。

　　——斯蒂芬·茨威格

　　无论在哪里，他都能在时代的织机上生机勃勃地工作，编织出多彩的生活之锦。

　　——玛尔维达·冯·迈森布洛

　　１８６６年１月１２日，罗曼·罗兰出生在法国古镇克拉姆西。这个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普奥之间还爆发了萨多瓦战役。克拉姆西位于老勃艮第地区，环境优美、宁静祥和。罗兰的家庭属于中产阶层，深受乡邻敬重。他父亲是一位律师，也是该镇的显赫人物；母亲是一位虔诚、细心的家庭妇女，她为了养育纤弱的罗兰和妹妹玛德琳呕心沥血。

　　罗兰很早就发现了音乐这一奇妙的语言对灵魂深处的震撼，这一切源于罗兰自幼跟母亲学习钢琴。罗兰丰富的感情世界在悠扬的旋律中升腾，以至于超越了民族，走向全人类。他如饥似渴地吸取法国古典作曲家流畅易懂的音乐元素，德国音乐也打动了他幼小的心灵。他是如此感激德国音乐对他的启迪：“我们有一些古老的德国音乐书籍。莫扎特、贝多芬的幸福和痛苦、理想和梦想与我融为一体，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我多么感激他们呀！我小时候生病，死亡之神已经徘徊在身旁时，一曲莫扎特的优美旋律就像心爱的人一样萦绕在枕边……后来，在我遭受怀疑，将要陷入沉沦的时候，贝多芬的音乐又为我点燃永恒的生命之火……每当我沮丧时，每当我萎靡不振时，我便借助于钢琴，让自己沐浴在音乐中。”罗兰与音乐结为挚友，情感中包容一切的和谐与理解很早就使他超越了地狱，超越了时代界限。他孩提时代奉若神明的另一个人就是莎士比亚。

　　伟大的生命诞生于伟大的梦想。罗兰最初的热情被莎士比亚、贝多芬激发出来了。这种对伟人强烈的敬仰之情从童年到青年，再到成年，生生不息。听到伟大思想召唤的人，不会轻易地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圈子里。他来到了巴黎。在喧嚣的巴黎，他度过了难忘的中学时代。当他步入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门后，生活圈子更小了，沉闷得几欲令人窒息。在这一段时间，罗兰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不知疲惫地攻读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法国的笛卡儿学说和荷兰的斯宾诺莎学说。他又将主修课程增加了历史和地理。在阅读和思索中，他开阔了视野，获得了将生命赋予历史的卓尔不群的能力。罗兰的老师布鲁内蒂尔，特别是加布里埃尔·莫诺，已从他的身上发现其具有描述历史的天赋。

　　当学校生活结束时，罗兰在选择职业上遇到了问题。虽然科学工作以它的丰富多彩激起了罗兰的热情，但这并不是这位年轻艺术家的理想，他更渴望充满想像力的文学和音乐，他热切地期望投身到那些用语言和音乐启迪人类灵魂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想成为作家，成为钢琴家。重重矛盾中，罗兰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写了一封信寄给了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在信中，他向托尔斯泰陈述了自己的内心矛盾，托尔斯泰的回信对罗兰的未来产生深刻的影响，想到了托尔斯泰对自己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的帮助，罗兰把每一次内心的斗争当做最神圣的考验，把乐于助人当做艺术家的首要职责。从托尔斯泰来信的那一天起，罗兰就成了一个乐于助人的人。他人生的某一理想也从这儿找到了起点。正如在他后来写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里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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